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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这个时代真得病了”

翟学伟 风马夜谭
2024-09-16




作者:翟学伟,1960年生于南京,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,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。现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、博导,江苏省社会学会理事。

01

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?(文末附翟教授讲座视频)

中国改革开放初所积聚的激情正在迅速消退,市场化导致了拜金主义,贫富差距越来越大,失地、进城打工与失业是下层人民的生活写照,而一批官员和上流社会开始醉生梦死。

我在EMBA班上课时,问过一个有钱的老板,你这么年轻就这么有钱,下面做什么,他回答,等死。我想另一个答案,就是更加有钱。

另外,中国的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与侵占;发达国家把中国放到了他们的生产线上,用廉价的劳动力来生产不廉价的商品;

再者,假冒伪劣和侵权现象严重;

还有,当文化价值在被冠以后现代、后工业、后殖民后,越来越有了娱乐化的特征,年轻人对所有的东西抱以搞笑的姿态,而发达的通讯与传媒放大了搞笑的后果。许多人在做明知不能这样做的事情。

正因为这个社会没有了激荡人心的东西,所以任何一次活动或一个事件都令人兴奋。正如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一旦多说了两句,会让他的家人高兴好一阵子。

中国的大学就被这样的环境包围着,也把所有这些都吸纳了进来,它们让我们六神无主,看不清未来的方向。

但所有这些都被一种经济发展的势头掩盖了,现在谁都知道,一定要说有目标,也就是GDP的增长。

由于强大的经济支撑,现在在中国可以挣到同国外一样多的钱,买到同国外一样好的汽车、家电,住上一样好的房子,我们也无需再去美国实现美国梦了。

更加带有讽刺意味的是,以前出国留学意味着你是国家的栋梁,人中的龙和凤,可在今天出国成了许多考不上大学的人的出路,而你学成回来不一定是海归,说不定是海待。

02

由于经济实力的提高,中国化解了许多政治的、自然的、社会的和国际性的危机,成功举办了各种大型国际盛会,让中国人开始忘乎所以了,更不要说,文艺片在国际上获奖,运动员在国外打球,中国老板可以到国外收购企业。

一批知识精英早就坐不住了,他们很多年前就说“中国可以说‘不’”,之后又开始说“中国不高兴”,还有一些人什么事情都嚷嚷“厉害了我的国”,“XX瑟瑟发抖”,“XX吓尿了”。

他们的口气很大,在看不到目标的今天,人为地制造出惊天动地概念,提出中国要有一个“大目标”,即中国不但要做世界的榜样,还要管理这个世界。

对待这一提法,我们也许要对中国人国民性有所了解。中国人过去被列强侵略,简直自卑得不行,洋人踢他屁股,他都说“洋人同我亲密接触过一回”;

一旦家底厚实了一点,马上从奴隶到将军,把自己当作救世主。他们现在对西方的架势是,我就这样,你能怎么的!

当然这只是一拨知识精英,而另外一拨知识精英在干嘛呢?

他们正忙于挣大钱,赚外快,满世界地飞,且过上了富豪般的生活,这点很让学生们羡慕,学生将来也想这样生活。

有了这种念头,他们到大学来不需要求知,只关心什么专业能挣钱他们就学什么专业,有的学生考到了能赚钱的专业也不求知,他们只需要有一张大学的本科、硕士、博士的文凭。

03

我想我们来大学是要求知的,你不求知,你就不了解社会,你说话就不负责任。

比如我们回到中国能否管理世界的话题上来,我自己研究了20年的中国人,虽不敢说了解多少,但就我看,中国根本就没有管理,你拿什么去管理世界。

当然,中国的“管”这个字还是有的,什么意思呢,就是说中国有“管”,没有“理”的意思,没有理的管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想怎么管就怎么管,不想管就不管。

而中国人一天不管就要出问题,有时出大问题,所以天天都要看管。

你到任何城市或集镇的街上去看看,哪里没有一群戴袖章的,哪里就一塌糊涂;哪里红绿灯不灵了,哪来就堵车堵得看不到头,即使有红绿灯,过马路也不看;哪里没有穿制服的走来走去,哪里的商铺就恨不能把东西摆到汽车道上去卖。

我们的学生也一样,只要老师一没看住,哪里就捅漏子,你就是一再强调校纪校规,很多人还是我行我素:旷课、抄袭作业、考试作弊、下载他人的论文,抓住了,还认为自己不走运。

但反过来讲,管的人管得有理吗?也很难讲。

你只要看看城管就知道了,这是一个倒霉的职业,他们一方面被舆论骂得像个落水狗,一出场又像只老虎。

小商小贩一听到城管来了,立刻鸡飞狗跳,哭天喊地,而城管则四面出击,大打出手。

这就是中国的管理水平,你还想去管理世界。

有人说,这些城管文化很低,是的,但管他们的人文化不低,高校的管理应该水平很高了吧,你现在有机会自己体会一下,你来告诉我高不高。

我想说,这是中国人的模式的问题,不是文化水平的问题。所谓管理的“理”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东西,需要的是制度,这个东西任何层次的中国人都缺。

那么你或许要问,我看,中国人也有把人管得服服贴贴的时候嘛?

那我告诉你,中国人管人不是理,是术,或者叫管理术,也叫领导的艺术,而非科学。什么战术、技术、艺术、魔术都会用上。这是一种猫和老鼠的游戏。

我在天津读研究生时去北京玩,我们当时穷,下不起馆子,几个同学买了几个包子边走边啃,有个同学吃完后把手纸往地上一扔,这时候一个蹲守在墙角的人突然蹿到我们面前说,随地乱扔杂物,罚款,把我同学吓了一跳。

现在他是猫我们是鼠,本应撒腿就跑,但我同学反应很快,立刻说,你有收据吗?

对方说,从来没人要票,我同学说,你没收据我可以告你,他一听也想跑,我们变成了猫。

我想这个例子看似很小,其实就是斗智斗勇,无所谓什么管理。有的时候你服一个人,听一个人的话,不是他会管理,而是你在智力上玩不过他。

我们社会学院学西方管理,每年都给学生发学生手册,有多少人在看?

手册是普遍主义的,你有什么问题,你想知道什么,你不需要东打听西打听,你可以查手册,你如果被我们院处理了,你也可以查看手册,而不要整晚躺在床上想,我哪里得罪老师了,他为什么要打击报复我。

04

我觉得今天的学生是很难教的。因为我们想的和你们想的不是一回事,我们不朝着一个方向去,你来上课了,我来讲课了,但你做你的,我讲我的,而不是我们在心神交流。

当然,这不是一个老师和一群学生的问题,大学的设置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我们的整个一套体制仍然是为培养一个研究者、学者、科学家建立的,而一个学生满老子想的都是热门专业、找工作、高收入。

这样的反差,我们的教育体制本身也无所适从。我们都失去了目标。

但我这里也不是说就是中国问题多,西方也有问题,像大学生就业,就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。

比如我所了解的南大中美中心,原先是一个学习和研究中美文化及其交流、国际关系的地方,美国总统来南京,必来南大中美中心。

可现在考来的外国学生,大都是商学、法学类的,他们不要听这些课,中心的性质也就变味了,文化课少了,找工作的课多了。

但比较下来,中国社会正在急剧转型,因而显得问题也特别多,我们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,这个世界就到来了。房子、车子本来是要奋斗的,可没想到,还没怎么奋斗,都已经坐在里面了。

大学老师如此,公务员、中小学老师也是如此,你们这些新生的家庭也如此,有钱的,没钱的,人人都想买私家车,人人都呼吁道路和车位。

南京政府怎么做呢,就是希望能在南大、南师大、河海大学下面挖个地洞,如果车子再增加怎么办,我不知道。这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

05

东西方大学都是有问题的。我们不能单边倒地认为西方教育好,中国教育不好。

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实用主义,学什么都要问有什么用,所以学工科的人很清楚,学理科还好一点,学到文科里面就难了。

你如果读中文系,有什么用,身为中国人,连文盲都会讲中文;

你学历史有何用,一个历史教授同我讲,你知道北京猿人是什么时间出现的,同改革开放、同建设小康有什么关系;

你学哲学干什么,一天到晚在一大堆玄之又玄的概念里面绕,把自己都绕进去了;

那么你学政治,你学了一大堆西方政治体制,你懂中国的政治吗?

那你学外语,准备出国,我看现在不学外语的人都比学外语的人外语还好;

结果你跑到商学院和法律系去了,但我告诉你,中国所有大学都办这个专业,你学了连工作都找不到。

所以你不要那么实用主义,你学任何专业都是在影响你的人生,影响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。

上次听到有人闲谈北京大学文科究竟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是什么,大家想了半天,好像没有答案,比较公认的是考古专业,因为它真的挖了好多宝贝,很值钱呐,而且这里面的科研经费我看可以比所有文科专业加起来还要多。

我们也可以问,南京大学文科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是什么,我看这个问题切中要害,这是由南大原哲学系老师提出来的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”,因为它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,没有这个号角就没有这么多的科技发展、这么多的富人。

我问南大校长助理,这个贡献有多少科研经费,助理说一分钱也没有,还要提着脑袋来写。

而我们今天动辄数十万、百万甚至千万,这个工程,那个项目,这个中心,那个基地,我们做了什么?我认识一个南大教授在研究文革,谁给他经费?而没有经费就评不了职称。

所以你得承认,这是一个用金钱来衡量人、衡量学校、衡量学问的社会。

当然,我们身处中国的教育体制下,总感到中国的教育问题太多了,后来有机会到美国看看,也听听美国教育部的人怎么说,再听听美国教授怎么说,问题也是一大堆。

当然,看看听听还不够,后来我自己有机会给国际班,主要是美国学生上课,西方教育制度的美妙光环和刻板印象真正被打破了,他们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守时,有时也旷课,对分数斤斤计较,但自己做得并不好。

再有,中国人读书要实用,那么西方人呢,他们要真理。我自己读研究生的时候对这个概念充满了神圣感。因为我考上研究生就意味我离真理靠得更近了。

但在今天,我才发现我离它不是越来越近,而是越来越远了,以前学的那些毋庸置疑的东西都变得可疑起来。

我今天才理解尼采说的,直接的最真诚的求真知的意志,其结果是彻底的虚无主义,也理解了从福科到人类学家把这个世界的知识都看成是局部的,具体的、地方性的理由。

而且尼采与康德都看到了,要在求知中留下一点信仰和审美。

因为按照西方科学这样走下去,他们一定会证明人不是上帝造的,不仅如此,没有男人,女人自己也能生孩子。

这样的科学都是对的,但想干什么呢?就是让你活得没劲。让你找不到对象,让女人把你赶出家门。这样的生活有意思吗?

所以我自己一方面很困惑,但也庆幸我还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,还尝过谈情说爱的滋味,目前还没有被赶出家门。

06

同学们,我们这个时代真得病了,病得不轻,这是我在北京学习,延安参观,每天走在南京的马路上感受到的。

它需要新一代的年轻人来治疗,这个工作是由社会学家、心理学家、人类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来做的。

我今天讲拉拉杂杂地讲这些,就是想告诉各位,我们既然是来求知的,你要关注和研究这个社会,你要关心中国的事情;你不要太相信教科书,也不要以为老师说的就是对的,更不要混文凭;你要学会思考,专业性地思考。

如果你学了几年发现你的思考还是同你的父母、以前的同学、儿时的朋友一样,其实就验证了你不专业,如果你具备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,你大到会为我们的社会担纲起一种责任,小到你可以找到一种人生的正确道路。

许多伟大的人物都是在时代困惑中产生的。我一直认为中国最好的、最重要的、也最能代表中国文明的思想产生于先秦那个时代,今天我们依然读老子、庄子、孔子、孟子,敬佩法家、儒家、道家、兵家等等,这都要归结于那个时代。

为什么呢?因为那是一个困惑的时代,它孕育了后来的中华文明,它有思想的竞争。

后来的中国历史也有过这样的竞争,但力量逐渐衰减,直到晚清只能靠考据作学术了,而到今日,我们除了论证形势大好,连问题都没有了。

说到这里,我与你们一样,也有困惑,很抱歉没有答案。

本文原题为《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困惑》(有删节)

翟学伟讲东西方爱情与婚姻的比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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